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，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。车里坐着两位乘客。一位约30岁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一身皮袍，手提包里装着账本，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。另一位约40岁，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，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，看上去像个土财主。但这两位并不是普通乘客，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：李大钊和陈独秀。时人曾这样形容这两位风云人物：北大红楼两巨人，纷传北李与南陈，孤松独秀如椽笔，日月双悬照古今。北李南陈，两大星辰；茫茫黑夜，吾辈仰辰。
但这两位思想文化名流此次出行，如此的装扮，却是为了掩护陈独秀安全离京。事情起于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。北京政府原以为逮捕了陈独秀，便可以遏制新思想、新文化的传播，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，不料，陈独秀虽然失去自由，但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、支持和声援，并因此而名声大噪，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物。
9月16日，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北京当局不得不退让。警察厅同意陈独秀以胃病为由，“准予保释”，但出狱后“仍应按豫戒法第3条4款施以豫戒”，不得擅自离开北京，不得从事政治活动，并由“巡官等随时视察按月呈报”，“免其再有越轨行为”。随后，陈独秀受邀前去武汉演讲，其消息经报道后，北京政府震怒，限期要警察厅交人。警察厅慌作一团，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。并不知情的陈独秀回到寓所后，一位警察也进了屋，见陈独秀在家，闲扯几句后，警察急急走了。陈独秀警觉起来，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，辗转去了李大钊家。李大钊担心地说：“仲甫，北京待不下去了，想法子回南方吧。”二人连夜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。王星拱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，让他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，装成病人。李大钊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，装成生意人。两人雇了一辆骡车，连夜出朝阳门，直奔天津。
北大教授 王星拱
就在那辆不起眼的骡车上，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正在酝酿中。陈独秀通过五四运动及其后自己的遭遇，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。他的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，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的实际运动。
骡急急向前奔去，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，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崭新的辙印。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点倦意也没有，这一路，两人亲密地谈着在中国建党的事宜，并约定，陈独秀在上海，李大钊在北京，一南一北负责建党。
阴历除夕，陈独秀到了上海。上海街头到处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，酒吧、饭馆里传出划拳声，舞厅、戏院飘出乐曲声，石库门房子里传出“哗哗”的麻将声，一切都迎接着新年的到来。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市，汇聚了50万产业工人。按照与李大钊的约定，陈独秀就在这里率先开始了建党活动。
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，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的佳话广为流传。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，各地纷起响应，一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由此开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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